在金陵城，一共有四个收藏古籍的大玩家，除了陆三爷以外，还有“张冯丁”三个大玩家。
张四爷祖上就是金陵城的老玩家，除了收藏古籍外，最喜欢收藏瓷器，手头各种珍贵瓷器数不胜数，“官哥汝钧定”全都有，被誉为圈子里家学渊源最长久的藏家。
冯五爷是半路出来的玩家，以前专攻玉石，在赌玉方面是高手，玛瑙翡翠原石什么的，一经他手就能点石成金，玩了大半辈子玉石，最后不知怎么地就爱上了佛经，据说有一次他在缅甸遇难是佛祖保佑才逃过一劫，因此就对佛经收藏十分痴迷，大半身家最后都成了佛经，更在金陵城建了一座最大的“藏经阁”，里面的佛经比中国四大佛教圣地的还要多。
丁七爷也是个传奇人物，以前收藏的是古董家具，据说他藏品丰富，其中最牛叉的是有一张大清帝国咸丰皇帝当年躺过的龙塌，也就是在那张龙塌上他临幸了后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。
总地来说，陆张冯丁四人是金陵城最大的藏家，在收藏方面各有所长，不过轮到古籍收藏，陆三爷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
不过像陆三爷一样，当这次“古籍展会”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，他们三人也都关注到了这一点：成千上万本古籍善本同时出现在展会上，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盛况？
想一想，就让人吃惊。
继而，这三位大藏家对于这个新近崛起，隐藏于幕后的新手藏家，充满了好奇。毕竟能够在金陵城这样大的城市，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古籍善本展览活动，没有一点收藏实力那是说不过去的。
不过最让他们注意的却是这次出展书目中的一些特殊的“孤本善本”。
……
因为自古以来，那些民间的大藏家，以及那些有逼格的高级博物馆，都有“压藏”“压箱底”的习惯。很多孤本善本不闻于世，不要说拿出来展览，让大家一睹为快，就算是亲朋好友，学者名人想要借过来看一眼，也是难的。
这不是在说笑话，而是事实。
众所周知，好读书的人视书本为生命，善本与孤本都不会外借给别人的，有文人形象地说：“老婆可以借，唯独书不能借！”1954年，***曾派亲信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《红楼梦》。那亲信持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要求借书。主席要的书，谁敢不给？副校长赶紧亲自打电话给馆长，说领袖借书之事，没想到竟被那位馆长一口拒绝，他的理由是：善本书不能借出，这是图书馆的规定。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，就是不能借。堂堂国家主席，竟然遭到图书馆馆长的拒绝，足见善本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。
善本都不能借给国家主席，那么孤本就更不可能外借给一般人了！不过，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却有这样的幸运，而借书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先驱---胡适！
周汝昌生于1918年，比胡适小27岁，周汝昌穿开裆裤的时候，胡适早已名满天下。但二人却因《红楼梦》而结缘。
1947年秋，青年学生周汝昌受胡适的影响，也在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周汝昌在敦敏的《懋斋诗钞》中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，便根据这份资料写出了《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---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》一文，这篇文章发表在《天津民国日报》上，立刻引起了红学界的广泛关注，其中就有酷爱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胡适。胡适看到此文之后，对周汝昌的研究大加赞赏，胡适主动写信给青年学生周汝昌，对其研究成果给予肯定，并对他进行了鼓励。周汝昌接到胡适的信，兴奋了好几天，同时也坚定了他研究红学的决心，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，他有什么疑问，都会写信给胡适，胡适也乐得指导后辈青年才俊，因此两人书信往来比较多，也算是彼此认识了。
周汝昌与胡适交往不久，他也知道胡适珍藏了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的孤本，此书1980年在美国的红学大会上公开露面时，与会者惊为奇珍异宝，1949年，胡适离开北平时，只携带了两本书，其中一本就是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的孤本，足见胡适对此书的爱惜和重视。
为了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周汝昌提出想借阅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周汝昌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，并不指望胡适能够借给他！然而，让周汝昌没有想到的，胡适竟然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，用三层报纸包好，在报纸上用朱笔郑重地写上周汝昌的学校、宿舍及姓名，并委托孙楷第教授亲自送给了周汝昌。
周汝昌接到书后十分感动，那三张包书的报纸，就让他留了几十年！
文人借珍贵的书比较难，就连鲁迅先生曾经也遭遇借不到书的尴尬，唯独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，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。胡适为何能借到珍贵的书？从他借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的孤本给周汝昌来看，还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。
事实上，藏书界历来就是如此，你没有的，我藏的有，我可以借给你，也可以不借给你，想要借过去，那就要看咱俩的关系，亦或者藏家的人品如何了。有时候藏家的人品像胡适一样大爆发，就能惠及那些渴望一睹孤本善本的广大书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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